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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焦点!女德文字版(四):两宋顾盼岔路口······

2023-06-17 17:02:58 来源:个人图书馆-鲜说故事

今天,我们聊一聊两宋时代女性地位和“女德”观念的发展。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,女性地位也发生了急遽的转变。

程伊川“饿死事极小,失节事极大”的惊人之语,留给后人两宋时期妇女地位急转直下的恶劣印象。
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在这里,必须对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做一个澄清:

揆诸两宋社会的方方面面,宋代女性的生活其实一直很自由,但伴随中国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,面对太多的诱惑和分歧,总体处于一个矛盾中前行的寻路状态。

唐朝有很多女性参政议政,宋朝在这方面更进一步,推出了成型的“太后垂帘听政制度”。

长孙皇后、武则天、韦皇后以及安乐公主、太平公主,直到安史之乱以后的张良娣,都是在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。鉴于皇后权力过重,可能威胁皇权,自肃宗以后,唐朝实际上不再立皇后。可见,唐朝女性参政,权力斗争激烈,往往伴随一系列惨烈的宫廷变故。宋朝政治生活中,皇后、皇太后参政议政的现象也极为普遍:宋真宗时代的刘皇后临朝听政达十一年之久。在她之后的曹太后、高太后都有听政之举。

南宋时期的吴皇后经历高、孝、光、宁四朝,在后位长达55年,她虽然不垂帘听政,却每每帮助朝廷度过危机,深受后世史家好评。在她之后有光宗时的李后、宁宗时期的杨太后、理宗时期的贾妃、南宋末期的谢太后,都有干政之举。

与唐朝不同的是,“太后参政议政”走上了正轨,成为宋王朝独具特色的政治设计。在制度化的规范下,宋朝太后虽然参政议政但却很少越位。

终宋朝各个时期,除极少数时段外,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发展成外戚专权,也没有出现宦官执政的局面,而是很好的保持了皇帝、太后、朝臣三角权力体系。

太后是依靠自己女性的身份,而非依靠家族身份或父兄势力支持而在政坛上发挥作用,这不能不说是女性独立或地位提高的标志。此外,北宋的皇陵中,皇后是不与皇帝合葬的。这反映了北宋后妃政治地位的提高,也是皇后政治地位因为封建礼法的承认,而在陵寝制度上的反映。

真宗皇后刘娥,首开北宋太后“垂帘听政”先例,她的人生就是一部“灰姑娘逆袭”传奇。在宋朝众多皇后中间,刘娥出身最卑微,她是四川人,做童养媳嫁给了一个叫龚美的银匠,两人一起从四川到京城谋生。

龚美做银饰,刘娥看店,她长得漂亮,又会摇拨浪鼓招徕生意,引来很多人观看。当时还是襄王的赵桓也去看,喜不自禁,一下子坠入情网,爱上了刘娥,派人用轿子把刘娥接进府内。赵恒的乳母认为刘氏出身寒微,劝阻赵恒,赵恒不听,就报告了宋太宗。宋太宗命赵桓将刘娥赶出京城,赵桓主意大,瞒天过海,将刘娥安置到亲信家中住着,暗中私会,偷偷摸摸过了十五年。

直到宋太宗病逝,赵桓即位,才把三十六岁的刘娥接入宫里,封为四品美人。郭皇后死后,宋真宗不顾群臣反对,立刘娥为后,当时刘娥四十四岁。

刘娥很聪慧,能帮助真宗批阅奏章,处理政事,特别是宋真宗患病后,奏章几乎全由刘娥处理。公元1022年,五十四岁的宋真帝病逝于延庆殿,十二岁的太子赵祯即位,尊刘娥为皇太后,军国重事由皇太后处理。

宋仁宗继位后,宰相丁谓以为刘太后是个女子,没有见识,没把她放在眼里,想独揽大权。刘太后查知丁谓的举动,决心除掉他,先将与丁谓勾结的宦官雷允恭杀掉,接着罢了丁谓的相位,将他贬谪,开始和仁宗赵桢一起听政决事,正式垂帘听政。刘太后垂帘听政达十一年之久,说是听政,实际上所有事情都由她说了算,史书上说“事皆决于后”。这十一年,刘娥女子当国,垂帘决事,天下大事并未因她是女流之辈而荒废,反而处置得当,政令畅通。

公元1033 年,刘娥感觉大限已近,便穿着天子衮衣、头戴仪天冠,在太庙行了祭祀之礼,接受群臣赠予尊号后,随即还政于宋仁宗,实现了权力的顺利交接。刘娥受命于危急之间,十年如一日,兢兢业业地处理国事,做到了内无大忧,外无大患,又能稳妥地交接政权,实属难能可贵。也由此可见,宋代女性地位并非如后世想象,低三下四。

事实上,宋朝女性的地位不低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。我们可以列举出一些指标来衡量、评判,比如女性的财产权、离婚的权利、改嫁的权利等等,这些都受到法律的保护。

首先,宋代女性有明确的财产继承权与财产处分权。宋代家庭分家,按照当时的风俗与法律的规定,要分给女儿一部分财产,这部分财产,通常叫作“奁产”。

奁,是女子梳妆用的镜匣,泛指精巧的小匣子。奁产即以办嫁妆名义给予的财产,女儿所得的奁产,一般为兄弟所得的一半。富贵人家的奁产非常惊人,如理宗朝郑太师给女儿的奁产,有“奁租五百亩、奁具一十万贯、缔姻五千贯”,比较常见的奁产应该是十亩田上下。

奁产随出嫁的女子带入夫家,女子随嫁的奁产,名义上为夫妻双方共同财产,但其实并不归夫家所有,夫家分家析产时,奁产不可分。实际上,奁产的所有权与处分权,都归女方掌握,以后假如夫妻离婚,或者妻子改嫁,女方有权带走她的全部奁产。

宋人袁采观察到:袁采的话,说明宋朝法律保护女性的财产权。也从侧面证明了:宋朝女性婚姻自由,改嫁现象不少见,而且受到法律的保护。

宋代,离婚在法律上叫作“和离”,和离并不是什么稀罕事,妇女主动提出离婚的诉讼也不鲜见。

某男章元弼,是苏东坡的超级粉丝,对苏东坡的作品爱不释手,结果冷落了美丽的娇妻。本来章元弼就长得丑,已经让妻子陈氏很不满意,现在陈氏更受不了啦,便提出了离婚。对此,宋律中有大量保护妇女主诉离婚权利的条文。宋朝的法律没有任何压制女性改嫁权利的条文,只是禁止居丧改嫁、强迫改嫁、背夫改嫁,这些行为在任何时代都是应该予以限制的。

宋代离婚离婚需要丈夫写一道“放妻书”,作为法律上的凭证。这种“放妻书”有官方模本,写得非常温文尔雅。

夫妻好聚好散,相离不出恶声,正是文明的表现。这种文明的气息,仿佛从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扑面而来。

显然,在文明的社会中,女性不会因为离异而受歧视。某女厉氏,原来嫁与曹秀才,但因为夫妻感情不和,所以离了婚,改嫁给一位曹姓侍郎。

大名鼎鼎的范仲淹,幼年丧父,母亲改嫁长山朱氏,遂更名朱说。考上进士,做了广德军司理参军,迎母归养,才改回本名。后来,范仲淹订立的《义庄规矩》规定:对再嫁女子的资助优于男子再娶。

事实上,两宋时期,从士大夫家庭到百姓人家,妇女改嫁的事件俯拾皆是。宋代妇女再嫁者不是极少,而是极多,宋代对于妇女改嫁绝非愈禁愈严,相反倒是限制愈来愈小,越放越宽。

那么,如此开放自由的社会,怎么会出现“存天理灭人欲”、“饿死事小失节事大”的程朱理学呢?我们可以从两个小的细节做观察:相扑和缠足。

脑补一下宋代的女子相扑,可能让很多人大跌眼镜!相扑是日本的国粹,其实在中国古代也有相扑,只不过叫法不一,有称“角抵”,也有叫“争交”。

只有在宋代,却正儿八经地叫相扑,而且开展得还相当热闹,不仅有男人参赛,更有女子加盟。在宋代女子相扑在当时堪称京城开封的一绝,是最能吸引看客眼球的一项娱乐表演。

嘉祐年间的一个上元日,宋仁宗赵祯偕后妃到宣德门广场,与民同乐,当时,广场上正进行热闹的百戏表演,其中就有女子相扑的节目。

宋仁宗作为天子,平易近人,与民同乐,本属寻常事,却惹恼了司马光。司马光立即上了奏章《论上元妇女令相扑状》,文中严厉指责仁宗贵为天子,如此轻浮成何体统云云。。

奏章最后,司马光强烈要求禁止女子相扑运动。现代人因为司马光砸缸名声大,以为这奏章导致女子相扑被禁,如何改变了社会风气云云。

其实呢,司马光当时也不算大佬,奏章根本没人理,大家该干嘛还干嘛。文武百官士庶民众都认为司马牛少见多怪,故作惊人之论,只不过仁宗皇帝脾气好,做皇帝的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和大臣计较,没有因此修理司马光罢了。

至于社会风气,一如过往,到了两百多年后的南宋,女子相扑风行如故。据《梦粱录》和《武林旧事》记载,南宋杭州的瓦舍勾栏内,一直都有女相扑比赛:

《梦粱录》和《武林旧事》还收录了杭州瓦舍好几位女相扑手的名号:“赛关索”、“嚣三娘”、“黑四姐”、“韩春春”、“绣勒帛”、“锦勒帛”、“赛貌多”、“侥六娘”、“后辈侥”、“女急快”等。这些女相扑手跟男相扑手一样,在“瓦市诸郡争胜”,并且打响了名头。女子相扑无关大局,司马光斤斤计较,,司马光却不置一词。相反还有无良文人捧臭脚,苏轼第一个站出来写词,大肆赞扬缠小脚的行为。让残唐五代宫廷王府的低级趣味,走入了民间的富人和士大夫之家。

原因何在?就是市民社会商业的繁荣,固然带来经济上的富裕。同时也一定会带来享乐主义的大行其道、道德沦丧、情色文化泛滥。

在极度商品化的社会里,食色性也的观念泛滥成洪流,女性作为一个主要奢侈消费品的物化功能出现,迎合市民社会富裕男人低级趣味的审美标准,当然会大行其道。一千年前缠小脚如此,一千年后隆胸、整容、削骨、抽脂、打玻尿酸、肉毒素······何尝不是如此?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。

当奢靡之风愈演愈烈,一切行为都为了迎合市民社会的低级趣味时,文化界的思想反弹便在意料之中。

程朱理学,就是在纸醉金迷、物欲横流的大气候下,不愿同流合污的一批思想家提出了清廉寡欲的道德诉求。

如何认识“存天理去人欲”的积极进步意义?

爱美之心人皆有之,女孩子画个淡妆、衣着整洁乃人之常情,就是。但为了整容、隆胸、削骨、购买奢侈品牌,在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情况下,不惜以身体为代价,或是搞出“裸体贷款”之类的金融创新,这就是,就是物欲横流。

从这个角度看“存天理去人欲”,是不是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呢?其实,这才是思想家创立理学的本意。

程朱理学的创始人都不歧视妇女,他们主要是为士大夫,如赞美小脚的苏轼之流提出高标准严要求。希望他们有气节,能做到“饿死事小失节事大”。

两宋作为中国历史的转折年代,一直在矛盾中前行。宋代的女德典范,是欧阳修母亲“画荻教子”,是岳飞母亲刺字“尽忠报国”。两宋三百年,也没有一本成文的女训书出现。

然而,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,一方面是,减轻了女性对家族、对男子的依附性,提升了女性独立自主的地位。另一方面又是,一切都可以作为商品交易,迎合富裕市民男子庸俗的低级趣味,女性物化的趋势开始抬头。

这是一体两面的矛盾,两宋在岔路口顾盼了三百年,最后却一头扎进了歧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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